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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8/15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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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清和社长

    来源 |  智本社



    8月14日,阿根廷比索 (ARS) 从1美元45.3大幅贬值到53.0,跌幅达14.5%,由此引发了股、债、汇三杀。大幅抛售阿根廷资产的催化剂是前日初选的结果——反对派以大比例的选票优势击败了现任“市场派”总统Macri。民粹主义有望重返南美。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香港的局势也开始进入失速的快车道。《人民日报》发文称,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13日晚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暴徒围殴内地记者和游客等严重暴力事件发表谈话,表示极大愤慨,强烈谴责,并支持香港警方依法拘捕涉事暴徒。

     

    连日来,香港激进暴力分子完全突破了法律、道德和人性的底线。他们的公然施暴行为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为什么暴力和“软暴力”一再发生?

     

    按照涂尔干的理论,社会建立在团结机制基础之上,而非理性的自我利益之上。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更多的是一种伴随着社会分工深化的有机团结。社会分工使得人与人之间形成有序的互动节奏,互相依赖。正是由于这种依存关系,人与人之间才会产生情感和集体意识(集体良知)。

     

    如果这种集体良知对群体行为的约束力弱化,社会就会进入失序状态。社会失范就是站在了所有道德的对立面,对既有的社会规则持全面否定态度。

     

    从个体行为失范到社会系统失范,有着沉默但显性可辨的发酵过程。

     

    社会失范一般发生在两个时期,即:社会急剧转型期(伴随着经济大萧条)或者社会高速发展上升期(趋近经济繁荣)。

     

    但是,还是需要回答,为什么暴力会一再发生,无法消除?从理论上看:

     

    • 暴力是一种身份认同:集体暴力是社会互动的一个片段,社会关系的互动产生人的身份边界。当人们把自己所属的群体和其他群体进行比较的时候,就有可能因为“相对剥夺感”而产生相互对立和怨恨的身份认同;

     

    • 暴力是一种从众和模仿:民众是盲从的。人一旦待在群体之中,群体的共同情感、目标和文化取向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对暴力的恐惧,人们就能在集体狂热中获得安全感;

     

    • 暴力是一种表演:周围看客的加入,会让施暴者产生站在舞台中央、享受话语权和关注度的优越感。

     

    避免社会失范或暴力丛生,应该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前行的基本共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对这种“近乎”恐怖主义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之余,加密谷特刊载这篇关于阿根廷的主题文章,或可帮助读者更加清晰地理解当前的失序局面。



    潘帕斯雄鹰再度折翼,这个新兴国家重蹈覆辙。

    当地时间8月11日晚间22点30分,阿根廷现任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宣布连任初选落败。


    这一意外消息,立即演化为“黑天鹅”重创阿根廷金融市场(周一):


    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狂跌25%。


    股票市场集体雪崩,主要股指暴跌38%,阿根廷在美股上市企业集体暴跌,其中EDN跌59.3%、LomaNegra跌57.3%、BBVA银行跌55.85%。


    阿根廷100年期“世纪债券”价格跌27%,至54.66美分;信用违约掉期(CDS)的数据显示,阿根廷在未来五年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当前为72%。



    阿根廷遭遇了新兴国家经典的“股汇债三杀”。


    近些年,阿根廷比索如自由落体般坠落(比索对美元汇率):


    2014年,8:1;
    2018年初,18:1;
    2018年5月,38:1;
    2019年8月,57:1。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阿根廷国民的财富,在过去五年缩水了7倍。过去8比索可以买到一袋美国的葵花子,如今要57比索。


    前些天,人民币“破7”,贬值幅度在比索面前不是一个量级,但市场也惊出一身冷汗。


    这一次,潘帕斯雄鹰折翼,南美蝴蝶翅膀扇动,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其中美股道琼斯指数12日大跌389.73点,跌幅1.48%。


    阿根廷,这个早已被世人遗忘的国家;这些年,除了足球,也只有不断突发性的货币危机才能在全球刷到存在感。


    本以为马克里总统连任大选十拿九稳,怎料到初战失利。


    马克里组合的“变革联盟”只得到32.23%的选票,而左翼候选人费尔南德斯组合的“全民阵线”赢得了47.37%的选票。


    市场再一次感受到民粹主义势力的威胁,担心左翼政党上台扭转马克里任下亲市场、亲商业的诸多政策。


    左右政治势力的对决,与阿根廷过去40年持续爆发的货币危机深度纠缠。


    自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以来,阿根廷爆发了9次金融危机。这个曾经快速增长的新兴国家,最近几十年反复踏进同一条历史河流,在货币及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阿根廷如此,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都如此。


    拉美国家曾经是新兴国家的希望,在六七十年代经济快速崛起,之后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再也没能拿到发达国家的入场券。


    这或许就是新兴国家的一种宿命。


    本文逻辑:
    牛皮文明:一群封建农场主的后代
    债务危机:飘荡在拉美上空的幽灵
    灰色的马:是谁杀死了潘帕斯雄鹰



    牛皮文明:一群封建农场主的后代


    潘帕斯,是阿根廷人辽阔的精神家园。


    “潘帕斯”源于印第安丘克亚语,意为“没有树木的大草原”。


    这片一望无垠的大草原,面朝大西洋,夏热冬温,气候湿润,黑土肥沃,水系发达,港口优良,是上帝赐予印第安人的绝美牧场,是南美及欧洲的粮仓。


    最早开辟新航路的葡萄牙、西班牙占据了南美这块风水宝地。迟到了的法国、英国只能去寒冷的北美捡漏。


    早期南美印第安人在此地多以游猎为生,西班牙殖民者到来后,用铁丝网将这片荒野围起来变成牧场。


    后来,西班牙移民者与印第安人长期融合形成了高乔人。他们以畜牧为生,信仰天主教,也保留了印第安传统。他们成为了潘帕斯草原的主人,为欧洲乃至全世界供应最鲜嫩的牛肉和国际A类的牛皮。


    在美利坚独立40年(1816年)后,阿根廷也独立了。


    1860年代结束了长期内战后,阿根廷人从此过上了田园牧歌式的快活日子。


    阿根廷人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的平原从大西洋起,一犁头耕到安第斯山麓,都不会碰到一块石头。”


    整个19世纪,阿根廷坐拥世上最肥美的牧场,创造了令北美、欧洲都侧目的“牛皮文明”。


    20世纪初,凭借大量粮食和牛肉出口,阿根廷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


    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3797美元,仅次于英国、美国、意大利,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远超日本、芬兰、挪威。当时,欧洲人流行一句话形容富得流油的人:“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被视作“南美洲的巴黎”,豪放健美的探戈舞姿和彪悍的高乔牛仔文化风靡全球。


    但是,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终结了阿根廷人田园牧歌式的美梦。危机爆发后的第二年(1930年),牛肉、牛皮及农产品出口大幅度下跌,农场巨亏,工人失业,经济萧条,一场政变打破了阿根廷近70年的政治稳定,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国运。


    此后半个世纪,阿根廷政局极为动荡,政府更迭多达25次。左翼倾向的军人政府与右翼倾向的文人政府长期斗争、轮番上台,国家政策多被集团势力所绑架。


    1930年代大萧条后,阿根廷政府意识到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到了40年代初,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农业。但是,这时的工业主要是食品加工和简单的装配制造业。


    到了50年代,政府开始重视重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政府为了扶植制造业发展,采取了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大幅度提高了贸易壁垒。


    这一结果是阿根廷自主生产的汽车、化工及重工产品的价格,比国际上高几倍,质量毫无竞争力。


    如此,阿根廷在二战后错过了绝佳的工业化机会。


    要知道在1950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还要高于日本、德国,远超韩国。但是,日本、德国、韩国都在二战后工业立国,最终脱颖而出。


    阿根廷人选错了赛道:阿根廷是农业大国,却是工业弱国。在近代,工业不兴,国之不强。


    但其实,根本原因是,阿根廷从来就没有一场彻底的制度革命。


    阿根廷人,是一群封建农场主的后代。


    他们一出生就掉进了米缸里,缺乏动力投资重型工业,发展自由市场,建设合理制度。


    诚然,北美的华盛顿、杰斐逊也是农场主的后代。但是,由于北美受英法殖民,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开国者,都具备良好的民主思想、自由精神的修养。这群开国者,努力建立一个没有集权统治的联邦共和政体。


    而受西班牙统治的阿根廷人则不具备这种修养。


    虽然杰斐逊也极力反对发展工业,试图将美利坚建设成为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合众国。但是,在华盛顿的暗中支持下,汉密尔顿为美国打下了工业根基。


    杰斐逊们开创了政体与制度,汉密尔顿们开创了工业与市场。


    美利坚与阿根廷几乎同时结束了内战,但是美利坚彻底扫除了工业和制度障碍,阿根廷只是维持了农业发展的平稳政局。


    美利坚与阿根廷,一个北乔峰,一个南慕容,同样地广人稀、欧洲移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寒冷的北美的制度优势愈加明显。


    到了1894年,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阿根廷则成为世界第一大农业国。


    孰强孰弱?


    1929年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就像鸠摩智,是伪强国的测试机。


    阿根廷在危机面前彻底裸泳,军政府上台,国家制度劣势暴露无遗。制度的落后,阻碍了这个国家从农业向工业转型。


    再看美国,大萧条对美国的重创前所未有。但是,美国凭借制度优势,选举小罗斯福总统上台实施新政,避免了政局动乱,结束了经济恐慌,国家逐渐恢复了元气。


    纵然如今对新政效果的评价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竞争性制度对社会具有极强的修复作用。


    分别跟北乔峰南慕容过招后,鸠摩智直接了当地戳破江湖传言:“南慕容不过是浪得虚名,跟阁下齐名实在是有辱阁下的身份。”


    这话糙了点,但理不糙。更糟糕的是,从此之后,阿根廷的制度劣势,对经济的侵蚀变本加厉。


    二战后,阿根廷表面上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换了一种方式吃祖宗的老本。


    阿根廷不但牧场资源优越,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石油、天然气存储量巨大,铜、金、银、锂、铅、锌、铁等金属矿产丰富。其中,铍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二,铀矿资源储藏量名列拉美之首。


    除此之外,阿根廷还拥有5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拥有众多海湾和气候温和的不冻港。


    这些都是重工业发展的绝佳条件。但是,阿根廷人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赚钱,那就是利用优良港口出口矿产资源。


    从出口农产品,到出口矿产资源,阿根廷的政治势力,从农场主演变为资源掠夺者、垄断者——军人政府。


    这就是阿根廷没能发展起重工业的根本原因。


    美国汉密尔顿是幼稚工业政策的开创者,之后德国、日本都实行过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结果或多或少都促进了重工业基础的建立。


    为何阿根廷的工业一直是一个付不起的阿斗?


    且慢……


    二战后的阿根廷还曾经风光了一把。



    债务危机:一个飘荡在拉美上空的幽灵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国际油价大幅度飙升,美国及欧洲立即陷入滞胀危机,国际资本纷纷寻求大宗商品避险,大宗价格快速走高。


    受大宗出口价格刺激,阿根廷经济逆势反弹。


    1972年阿根廷经济持续走低,增长率下跌到1.63%。石油危机爆发后,1974年,增长率立即反弹到5.53%。


    从二战后到1960年代,在欧美经济全面复兴的带动下,阿根廷大量出口石油、大宗商品,经济持续增长。


    进入1970年代,阿根廷还曾经风光一时。两次石油危机,国际油价及大宗价格大涨,阿根廷依靠资源赚得钵满盆满。


    走同样路线的还有巴西、墨西哥、苏联,他们都在这两次石油危机中大出风头。其中,石油危机为苏联续命20年,苏联也趁机主动出击,在美苏争霸中打得美国步步退让。


    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一度成为新兴国家崛起的典范。潘帕斯雄鹰翱翔于世界经济上空,当世界以为南美大陆即将崛起时,债务危机爆发了!


    1982年8月12日,墨西哥因外汇储备已降到危险线以下,无法偿还公共外债本息(268.3亿美元),不得不无限期关闭全部汇兑市场,暂停偿付外债。


    墨西哥债务违约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继墨西哥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智利等拉美国家纷纷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其中,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外债负担最为沉重。


    拉美国家集体赖账,这是怎么回事?


    要知道,在1979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22%,次年也有4.15%,为什么这个国家的经济突然崩盘了呢?


    实际上,1970年代后,拉美经济模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已经沦为典型的资源出口型经济。阿根廷的经济波动剧烈,增长走势基本与大宗商品价格相同。


    每当石油价格上涨时,经济增长快速,创汇不少;每当油价下跌时,经济立即陷入低迷,外汇储备严重不足。


    第一次石油危机缓解后的几年,阿根廷经济陷入低增长,到1978年为-4.51%。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经济增长率立即反弹至10.22%。几年后,国际油价下跌,经济增长率又暴跌至负数。


    整个八十年代,阿根廷经济极为糟糕,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再次给阿根廷输血续命。1991年、1992年,这两年经济增长率从负数反弹至12%。


    进入21世纪,在2008年之前,国际油价持续上涨,阿根廷经济一度看到复兴的希望,连续五年增长率都在8%以上。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油价暴跌,阿根廷彻底跌入低增长陷阱。


    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打破了拉美增长神话,从此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反复跌入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的泥潭。每一次危机都够这些国家喝一壶,反复的冲击,经济持续低迷,最终走入破产的境地。


    拉美国家遭遇,被认为是跌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二战后,也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拿到发达经济体的入场券。曾经的拉美国家、亚洲四小虎,如今的金砖国家,都尚未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如此,阿根廷的案例显得颇具玩味。


    市场上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拉美国家掉入了“美元陷阱”。自1982年以来,每当美元进入紧缩周期时,拉美国家及新兴国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



    1982年是货币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紧缩事件。


    美国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为了抗击通货膨胀,大幅度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一度高达22%,外汇市场风声鹤唳,他国货币大幅度贬值,直接造成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


    1986年美联储又开启新一轮的紧缩通道,拉美债务危机持续恶化。


    1994年美联储再次加息,拉爆墨西哥,引发龙舌兰危机,拉美国家再次遭受冲击。


    这轮紧缩行动力度不大,但持续时间长,1997年泰铢难以为继最终崩盘,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2002年前后,美元尚未进入紧缩周期,阿根廷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债务危机。随着2003年美元开始加息,阿根廷一直没能走出危机泥淖。


    2015年底,美联储再次加息,阿根廷立即爆发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


    这场危机,一直持续到今天。


    俄罗斯、土耳其、印尼、南非等大部分新兴国家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即使美联储在8月份刚刚终结了这轮加息,但潘帕斯上空依然布满阴霾。


    于是,很多人将矛头指向美联储。


    其实,美联储,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核心问题,在拉美国家自身,尤其是是债务负担。


    1982年,拉美国家的外债总额是1970年的14倍,达到3153亿美元。到1986年底,拉美国家债务总额飙升到10350亿美元,债务高度集中,短期贷款、浮动利率贷款及外债比重过大。


    为什么拉美国家债务负担如此沉重?外债规模如此巨大?


    债务规模与经济结构和储蓄率有关,外债负担与外汇储备直接相关。


    受上帝眷顾,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都在吃老本,发展资源出口经济,不愿发展制造业,出口创汇依赖于矿产资源及初级产品。


    阿根廷的矿产资源及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超过40%,如此依赖资源及初级产品出口,使得阿根廷经济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冲击。


    当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出口创汇非常少,经常出现贸易逆差。阿根廷政府及企业不得不向美国借入大量美元外债,以支持进口和维持外汇稳定。


    1969年阿根廷财政赤字仅占国内GDP1.2%, 此后不断增加,在1975年达到了10%。墨西哥经济在1975年出现滑坡,政府财政赤字由1971年的1%上升到了1975年的5%。


    在六七十年代,美联储长期执行宽松政策,拉美国家容易获得美元信贷。当时华尔街疯狂向拉美国家、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


    花旗银行主席沃尔特·里斯顿长期以来一直鼓吹向欠发达国家放贷是安全的:“国家不会破产。”危机爆发后,花旗银行的损失最大。


    保罗·沃尔克凶猛加息,是诱发拉美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因为美联储大幅度加息,美元飙升,由于拉美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墨西哥比索、阿根廷比索最终崩盘。


    墨西哥比索对美元汇率在1984降至1980年的约10%,而阿根廷比索大约仅相当于1980年水平的千分之一。


    货币危机爆发后,比索大贬值,外债负担大幅度上升,触发了债务危机。


    这就是货币与债务联动的逻辑。


    美国联邦政府及美联储也启动了援助方案,以防止拉美债务崩盘传染到本国金融体系。


    随后几年,布雷迪计划出台,近40个拉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获得重组。


    表面上看是美联储加息的问题,深入点看是债务问题,再深入则发现是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


    为什么拉美国家都不愿发展制造业创汇?


    除了上帝眷顾了“富家子弟”外,还有一只可怕的“灰色的马”。



    灰色的马:谁杀死了潘帕斯雄鹰


    不少人将阿根廷乃至拉美的失败,归结于新自由主义。


    其实,“灰色的马”才是杀死潘帕斯雄鹰的罪魁祸首。


    前面我们讲到,阿根廷是封建农场主的后代,这个国家最终独立,但并没有彻底的搞一次革命。


    从农业到所谓的工业,不过是从农场主到“灰色的马”,共同角逐经济资源罢了。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军人政府派4000名军人,试图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结果不敌刚上任的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战败的消息传来,早已忍无可忍的阿根廷民众聚众抗议,迫使军人政府将政权交给文人。


    自1930年军人政府上台以来,阿根廷人从此告别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二战后,军人出生的胡安·庇隆在工会及未来第二任妻子伊娃·庇隆的簇拥下上台。


    这个纳粹主义政治家,上台后喊出动听的口号:“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走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庇隆主义”。


    其实,阿根廷的政治,不过是军人及政客角逐利益的舞台。


    庇隆上台后为了让自己能够连任修改了宪法,牢牢掌控了军队和工会。庇隆搞了一些社会福利以获取底层民众支持,然后大规模地吞食工业蛋糕。


    他搞了两个五年计划,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庇隆的措施并不是发展工业市场经济,而是将工业经济国有化。


    从1946年到1948年,庇隆高价购买了大批外资企业。如以一亿五千万英镑的代价购买了英资在阿根廷的二万四千公里铁路及其各种附属公司;以一千一百万英镑购买了法资在阿根廷的铁路公司;以三亿一千九百万比索购买了美资在阿根廷的电话公司。


    庇隆还垄断了阿根廷石油开采,还成立了贸易垄断机构,获得巨额外汇。国有化行动,导致外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从1930年的30%,下降到1949年的5%。


    庇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投资了66亿多比索发展钢铁、化工、水泥及轻工业,修建了1000公里的煤气管道。


    庇隆的执政,同时受到了来自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的批判。美国国务院骂庇隆是“纳粹法西斯在南美的桥头堡”。庇隆确实在二战后收留了很多纳粹分子。


    苏联学者则认为庇隆在搞:“亲法西斯的军事独裁……竭力玩弄欺骗、贿赂、施舍小恩小惠以及其他手段以骗取群众支持。”


    苏联及西方学者认为,庇隆不过是牺牲农牧民利益,用军政府的手段攫取矿产自然资源及政治资本。


    庇隆收购英资铁路公司的价格,比实际价格还高出5000万英镑。在收购美资电话的合同中竟规定,10年内阿根廷所需要的电讯器材必须向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购买。


    这些国有化政策,导致极度的政治腐败。庇隆的措施表面上带来规模增长,但其实经济效率极为低下。


    阿根廷所谓的“幼稚产业”政策都给了养尊处优的国企,这些亏损严重、缺乏创新动力的国企并未给阿根廷建立制造业竞争优势。


    更要命的是,庇隆的这种粗暴政策,是建立在超发货币的基础上。庇隆大量印刷货币,结果导致物价快速上涨。


    1951年庇隆获连任,次年阿根廷通胀率达30%,生活费用增加73%,食品和房租的价格迅速上涨,国内通货膨胀爆发。


    伊娃·庇隆(被尊为阿根廷国母)去世后,国内民众不再买庇隆的账,更无法忍受快速上涨的物价和极度腐败的政府。1955年在军事政变中被迫下台,庇隆流亡到巴拉圭。


    后来,军人政府统治一直延续到1982年。军人政府在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获利颇丰。


    庇隆及军人政府利用民粹主义,制造了严重的政府赤字和通货膨胀。直到1982年债务危机前夕,阿根廷外债总量已经达到了GDP总量的51.96%。债务危机爆发后,通胀水平最高达惊人的20000%。


    军人政府粗暴干预经济,大肆印钞,制造大规模赤字和债务,是阿根廷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是这次拉美债务危机的间接制造者。他在其回忆录《坚定不移》中这样反思这次危机:
     

    “墨西哥、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都实施了强有力的改革方案,似乎一度取得了成功。经济增长确实缓慢,这是多年来大量过度借贷和半社会主义、半封闭的专制体制造成的,不可避免。”


    此后一年多内,民粹主义泛滥,政局极为动荡,更换了五位总统和7名经济部长。


    1983年12月,第一位民选总统阿方辛上台,开启了文人政治。但是,阿根廷军人多次政变试图夺权,政治斗争迫使他在第二任期提前五个月下台。


    阿方辛试图推行反通胀的“奥斯特拉尔计划”,发行了新货币奥斯特拉回收之前军政府发行的新新比索。


    但是,这一政策未能奏效。1989年外债总额高达6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4%,通货膨胀更是达到耸人听闻的5000%。


    他无奈的说:我们(指两大政党)都敲过军队的大门。军政府的背后,仍然是传统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实权派。


    整个80年代是阿根廷“失去的十年”,平均增长率为-0.7%,通胀率和负债率居高不下。


    1989年,梅内姆接任阿方辛后,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他降低了贸易壁垒,开放了市场,对庇隆时代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彻底的私有化。许多阿根廷人批判他把“整个国家都卖了”。


    梅内姆一个争议巨大的改革就是金融自由化。他放开了对外资的限制,没有外汇管制和信用证的限制;同时,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阿根廷比索与美元以1:1固定挂钩。


    在三元悖论中,阿根廷选择了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通、放弃独立货币政策的组合。


    梅内姆的政策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奇效:短短几年就把高达5000%的通货膨胀率降为0,大量外资涌入,国家经济迅速转好。


    这是因为经济部长卡瓦略找到了控制通胀的办法,那就是锁死央行发钞之手。在固定汇率下,阿根廷央行不可以随意超发货币,每发行一比索,必须拿一美元外汇储备做抵押。同时,规定政府不得利用央行融资。


    梅内姆任期内是阿根廷经济在债务危机以来最好的时期,平均增长率达5.8%,被称为“阿根廷奇迹”。


    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元加息提速,梅内姆执行的固定汇率弊端开始暴露。


    由于比索盯住美元,阿根廷央行的货币扩张能力被锁死,梅内姆政府不得不向国外大量借债。1999年他下台时,政府开支已达GDP的28.2%,政府累积外债接近1500亿,约为GDP的一半。


    2000年阿根廷外债总额达146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外汇收入的4.7倍,当年还本付息占出口收入的38%。


    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后者向阿根廷政府提供了低息(2.6%)贷款,条件是阿根廷政府必须降低财政赤字。


    但是,2001年,阿根廷财政赤字再创新高,缺口高达110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输血,阿根廷只能赖账,于当年12月23日宣布停止偿付所有公债利息和本金,债务危机再次爆发。


    2002年1月比索大幅度贬值,最高时达75%,通胀迅速上扬,比索贬值后累积的通胀率最高达80%,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高达25%。


    为什么阿根廷无法削减赤字?为什么债务负担如此之重?


    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阿根廷国内的储蓄率低。


    由于长期通胀,比索信用扫地,居民不愿意存钱;在梅内姆开放金融市场后,大量资金流入美国,购置美元资产避险。


    据美国财政部2012年的统计,阿根廷4000万人口人均持有1500美元左右,是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人均持有美元最多的国家,相比之下,邻国的巴西人均只有6美元。


    第二是比索盯住美元,比索被高估,不利于阿根廷出口制造业发展,阿根廷的工业经济尚未成长,依然是初级资源出口型经济。


    第三是受固定汇率影响,美元升值时,比索必须跟着升值,在90年代末出现通缩,严重打击了阿根廷的出口创汇,从而导致出口和外汇萎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拉美及新兴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而比索却只能跟着美元升值,如此重创了阿根廷出口制造业,债务持续恶化。


    第四是阿根廷政府被民粹主义绑架,为了博得民众支持,各政党及候选人都大力改善社会福利,导致政府开支不断增加,而债务大幅度攀升。


    结果阿根廷人过着低储蓄、多消费、高福利的生活,而堆积如山的债务在美元升值中崩盘,最终压垮了他们的畸形生活及经济。


    债务危机爆发后,在12天内阿根廷更换了5位总统。政党利用民粹主义谋取政治利益,而没有人真正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考虑。


    阿根廷人自嘲说:“造物主看到阿根廷有丰富的资源、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就说:‘你们不能都拿好的东西,也应该拿点坏的东西’”。


    于是,他就让阿根廷人得到了一个坏政府。


    1998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与韩国差不多,分别为8030美元和8600美元。但2001年债务危机爆发后,阿根廷与韩国距离越来越大。


    2008年金融危机彻底将潘帕斯雄鹰击落,阿根廷在90年代的改革成果被持续的债务危机毁于一旦。


    阿根廷,曾经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明星”。如今,很多人将阿根廷经济崩溃的根源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亦或是国家干预主义,只不过是阿根廷历届政府的政治工具。


    真正杀死潘帕斯雄鹰的是“灰色的马”。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阿根廷左翼政党上台,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以博取民众的支持;同时将能源、铁路等多领域的外资股份强行国有化,阿根廷的国际贸易环境快速恶化,一度遭到超过40个WTO成员国以共同声明抗议。


    2015年马克里为代表的右派政府上台后,一夜之间开放了外汇管制,外汇大幅度流失。


    马克里试图削减公共服务开支以降低政府债务,却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


    如今若左派的费尔南德斯击败了马克里,经济又会成为他们手上的政治玩物。


    在肥美的潘帕斯草原,这群封建农场主的后代,曾经过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活,没有构建一个科学的制度。


    大萧条终结了阿根廷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从此,阿根廷政局风云突变,“灰色的马”利用民粹主义,不断地攫取自然资源和政治资本,制造了一个个“幽灵”,最终杀死了“潘帕斯雄鹰”。


    潘帕斯雄鹰坠落史,似乎是新兴国家的一种宿命。对此,更加体悟到道格拉斯·诺斯的自然国与法治国之深意。



    清和社长   作者

    Sonny Sun   编辑
           Roy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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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自公众号“智本社”

    原标题为《股汇债崩盘 | 谁杀死了潘帕斯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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